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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此前多次报道这起蒙南公司退休矿工追讨公司股权案。88名矿工在退休前，曾是国企改制后的蒙南公司的股东，退休后，他们失去了股东身份，遂提起诉讼。终审败诉之后，其两度申请最高法再审，获得了确认股权身份及相应股权的胜诉判决。经蒙南公司申请，最高法第三次裁定再审，又经过一轮撤销、发回之后，山西高院二审判决：董福后等85人（注：3人因个人原因退出集体诉讼）享有蒙南公司的原始股东身份澳博平台app，享有股权819800元，占股18.8%，并享有原始股本金73倍的分红及相应利息。2025年3月，最高法裁定驳回蒙南公司等的再审申请。延宕近20年的股权案不仅认定董福后等85人的股东身份，还明确了他们各自的占股比例和分红金额。

据裁判文书，蒙南公司前身是内蒙古准旗房塔沟硫磺厂，该厂建立于1958年，是地方国有小型矿山企业。1998年5月，该厂由国企改制为民企。1999年5月，蒙南公司向工商部门提出成立公司申请，包括董福后在内88人，成为蒙南公司的合法股东，股金共851200元，占股33.25%。2003年，转制后5年内，董福后等88人陆续退休。

2002年开始，煤炭行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十年”。蒙南公司也一改发不出工资的局面，翻身成为享尽风光的企业。工商登记显示，1999年12月11日蒙南注册资本金由256万元原始股，自然增值到1006万元，2007年6月12日注册资本金由1006万元加上法定公积金转增的7716万元，增加到8722万元。

88人还没来得及申请执行股权，2017年，剧情再次发生变化——经蒙南公司申请，最高法第三次裁定再审，案件又回到一审。最高法称，山西高院判决虽确定88人享有蒙南公司的股东身份，但88人享有851200元原始股本金对应的股权比例以及88人每人具体多少股份并不明确。“上述判项内容属于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范畴，涉及对案件重要事实的判断，宜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认定。因此，本案应进入再审并由原审法院对判项内容不明确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定。”

2018年9月，88人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2018年10月8日，88人收到了最高检的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对88人的申请，决定予以受理。2019年2月1日，代理律师及88名当事人再次收到最高检的通知——高检民违监〔2018〕1号，“关于董福后等88人与内蒙古蒙南煤炭有限公司、张保生等64人股权确认纠纷申请监督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决定由第六检察厅第四办案组负责办理本案。”

经过又一轮长达近7年的程序运转，最终大同中院作出重审一审判决后，山西高院于2024年11月22日下发（2021）晋民终877号终审判决：董福后等85人（注：3人因个人原因退出集体诉讼）享有蒙南公司的原始股东身份澳博平台app，股权比例为18.80%；蒙南公司支付85人分红款从2004年起截至2011年共计5984万余元及相应利息。山西高院的终审判决还计算出了85人各自的股权占比和分红金额。

董福后等85人正常缴纳养老保险金即可获得退休待遇，退还量化资产与获得退休待遇并不构成对价，而董福后等人已经足额缴纳了养老保险金，可以正常获得退休待遇。蒙南公司在企业改制时将职工本应享受的退休待遇与放弃股权相挂钩，并签订协议，违反了1995年开始实施的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该协议为无效的协议。无效的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故董福后等85人原始股东身份应予以恢复。

85名当事人居住地分散、偏僻，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公证相关法律文书、推选诉讼代表、签署举报投诉材料等事项，需要人人签字，“非得租车下去转，能集中到一起的，尚能节省点功夫，有的当事人久病卧床或住医院的，就需要一户一人单独去找寻办理，这种情况现在就12户人，每签一次字，跑得快一点也需要3天才能办完。这还是顺利的时候，特殊情况下就得跑4～5天才能搞定。”诉讼代表张建英的丈夫刘福斌介绍说。

“20年来，维权各种费用，包括诉讼费、公证费、取证费、文件费、来回差旅费等等，总共花费有近600万元，其中，直接交纳给法院诉讼费用就多达162万余元，除了大家凑钱，诉讼代表和骨干20来人就拿出了400万元。”刘福斌说，“一开始大部分人都是观望态度，不愿意出钱，当然大家本来都没什么钱。这些年，全靠诉讼代表和骨干硬撑着，每一次都由他们垫付费用。比如每次诉讼立刻就要缴纳诉讼费用数十万元，而我们85人仅能筹到十五万或二十万，剩下的缺口只能由诉讼代表和骨干垫付。代表们自己也没钱，只好向朋友借款，甚至借高利贷，因为如果他们不出，我们的诉讼就无法继续了。”刘福斌说。

88人当年商议，如果官司赢了澳博平台app，每人将分到的股权和分红的30%拿出来，作为给诉讼代表和维权骨干的补偿和奖励，“他们出大力、流大汗，还承担很大风险。如果案件最终败诉，他们的辛苦和垫付的钱全部打了水漂。”刘福斌说。此外，刘家辉律师这些年为这个案件跨省奔波，出差就达150次，有几次他们因为实在没钱交诉讼费了，还向刘律师借钱。

刘家辉律师介绍，申请人的事项并非与判决事项不符。基于公司法关于股东人数50人的限制，79人申请在工商登记时，由诉讼代表进行代表登记；另外，分红及利息部分亦由诉讼代表领取并进行分配。申请执行的标的与山西高院877号判决书判项一致，仅是执行标的的收取方式由申请人指定收取，而指定第三方收取款项是申请人的合法权利。

但为节省执行时间，退休矿工们并没有针对大同中院的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澳博平台app，而是重新按照大同中院的要求，将判决书判项按79个人每个人的应得比例来申请执行。同时，因涉及律师代理费及诉讼代表费用开支，79人达成一致，申请将部分股权、分红款直接执行到诉讼代表名下和律师事务所，用于支付诉讼代表费用和律师费。

在这次沟通中，一位代表也对史保国说，“那诉讼代表费用和律师费怎么办？不给了吗？人要讲良心啊。要是全部执行到每个人名下，他们不给这些费用了咋办啊？难道再打一回官司？”史保国说，“法院判决的内容就是蒙南公司支付每个人的股权份额。诉讼代表费用和律师费用法院判了吗？没判！……你们现在已经是蒙南公司的股东了，股权转让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同意。”

但诉讼代表及律师对此并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六条，申请执行人可以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股权内部转让不涉及需要通知其他股东的问题。诉讼代表、律师事务所与79人对相关费用的支付进行了约定，律师费的支付是79人将相应股权转让给诉讼代表张建英后澳博平台app，再由张建英处置后支付给律所。该权利转让已通知被执行人，并已经生效。因此诉讼代表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权利承受人有权直接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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